编者按
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细菌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医院（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是参与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创建、发展全程的北医卫生系荣誉系主任金宝善；是为“消灭梅毒”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是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届毕业生顾方舟；是“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届毕业生屠呦呦；是亲历每一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是“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医院医生陶其敏；是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届毕业生钟南山……更是每一位奋战在非典、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第一线的北医人！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发现青蒿素
屠呦呦
不久前，包括屠呦呦在内的14位科学家在《柳叶刀》发表文章：“Preparednessisessentialformalaria-endemicregions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他们提醒道：非洲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不能排除新冠肺炎在非洲暴发的可能性。新冠肺炎的早期症状和疟疾相似，会对疟疾的控制行动造成影响。考虑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潜力及其破坏疟疾控制努力的能力，非洲需要准备好如何应对COVID-19，考虑其当地的疟疾流行情况并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今年90岁的屠呦呦，研究疟疾的时间已超过50年。
她和团队一起，在上世纪70年代条件异常艰苦的科研环境下，研发出能有效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并在此后持续研究青蒿素的衍生物、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作为一线抗疟治疗方案。青蒿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疗人数超过2亿人，已拯救万人的生命，使非洲疟疾致死率下降66%，5岁以下儿童患疟疾死亡率下降71%。
但在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屠呦呦这个名字，并不为国人熟知。
误打误撞战疟疾
疟疾这种由寄生虫疟原虫引起的、容易重发的传染病，在世界上肆虐的时间已超两千年。患者轻则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重则死亡。
在青蒿素抗疟药出现之前，疟疾与艾滋病、癌症并称为“三大死亡疾病”。
据记载，公元前1世纪，罗马附近的沼泽区就曾流行疟疾；我国三国时期，南方地区就曾有瘴疫（即疟疾）横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疟疾曾在我国的湖北等地大爆发过。毛泽东也曾在年得过疟疾。
对抗疟疾，是两千多年来世界科学家从未停止的工作，我国的历代医书古籍上也记载有多个关于治疗疟疾的方子，但直到二战时期，仍未有能够普遍适用的抗疟特效药。
年，第一代治疗疟疾特效药氯喹诞生。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屠呦呦，还不知疟疾为何，却不幸染上另一种传染性疾病肺结核。
70多年前，中国的医学还不发达，身患肺结核还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屠呦呦的病情得以好转。
正是这次经历让她对医药学产生极大兴趣，她也因而曾在接受采访中说：“自己是误打误撞走进医药学领域的。”
年，屠呦呦高中毕业，并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此后14年里，屠呦呦都未曾和疟疾，亦未曾和青蒿素有过直接的关联。
热爱药学研究的她，在毕业后和老师楼之岑一起抗击血吸虫病，并在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主动深度学习中医学，脱产成为“中医研究员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她也曾参与中药炮制研究工作课题组，和课题组成员一起编著出《中药炮制经验集成》一书，这本书至今仍是中药炮制的蓝本之一。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做研究。
屠呦呦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拉锯20年的越南战争开始。她毕业十年后，美国投入大量兵力到越南战场，以求尽快结束战争。但彼时新一代疟原虫在越南丛林出现，加上丛林中蚊子众多，疟疾的传染速度非常快。新一代疟原虫还对此前的特效药氯喹产生了抗药性，美越双方士兵均出现大量非战斗性减员。
许多当年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老兵回忆起过往说：“当时最害怕的不是越兵，而是当地的蚊子。”
这一时期，国内疟疾的发病人数也居高不下。据统计，年至年，全国疟疾发病人数高达万至万。
年，越共总书记胡志明访华，请求中国帮助越南战胜疟疾，毛泽东主席答应了胡志明的请求。
年5月23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研制抗疟新药的任务由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牵头，组织相关科研、医疗、制药单位共同完成。
由于这项工作最初是一项国家援越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为了保密，就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任务。这个项目也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少数没有受到政治运动影响的项目之一。
年年初，“”办公室负责人到中医研究院，要求该院参与到抗疟新药的研制工作中。
中医研究院彼时的状况是：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因“文化大革命”停止，不少有经验的老专家被下放。只是实习研究员，但在过往学习和工作中积累了丰富中西医研究经验的屠呦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选作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课题组组长。
研究两年方见“青蒿”
在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前，屠呦呦的研究方向为从植物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所以她考虑从草本中药入手研究抗疟新药。
科研的道路并不会一蹴而就。
屠呦呦先用三个月时间整理了两千多个方药，梳理出含个药方的《疟疾单秘验方集》，其中就有“青蒿方”。但“青蒿方”最初并未被屠呦呦重视，因为在提到青蒿的诸多方子中，青蒿多为辅助用药。
接到科研任务后将近两年时间里，屠呦呦都是光杆司令，她当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胡椒提取物身上。
胡椒提取物曾在动物试验中呈现出高达84%的抑制率，这一度让屠呦呦很兴奋。但是临床试验却显示，胡椒提取物只能改善疟疾症状，无法使患者体内的疟原虫转阴，其抗疟作用甚至远不及氯喹。
挫败之下，屠呦呦重新把目光放到古代医书上。
年下半年，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记载的治疟“青蒿方”再次被屠呦呦